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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发展趋势

发布时间:2016-03-16点击次数:2191

服务外包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低谷徘徊,但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持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2014年,全球外包市场规模达到13698.4亿美元,同比增长5.36%;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规模达到1829.8亿美元,同比增长8.6%,优于全球外包市场总体增长幅度。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在总体大环境背景的影响下保持了平稳增长势头。“十三五”期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如何在“十二五”发展基础上再上台阶,我们首先需要对产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全面分析。

 

一、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发达国家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经济艰难复苏。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缓慢复苏,全球经济逐渐趋于稳定,但增长依旧缓慢,复苏进程曲折。

 

 

目前,世界经济仍处在世界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总体增长温和但不均衡,结构调整有待加快。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复苏但出现分化。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经济结构的艰难调整,增长放缓。但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预计将超过70% [1]

 

 

未来几年,全球产能过剩压力依然较大,贸易保护主义不会消失,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高福利弊端、经济虚拟化问题依然存在,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增长进一步放缓。全球经济增长有待于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并改善商业条件、提高生产率。

 

 

服务外包的驱动力源自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价值,金融危机固然影响新的发包机会,但经济不景气时则是外包发展的机遇期。

 

 

二、全球投资与贸易格局孕育变化

 

 

随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力交替出现变化,世界投资和贸易规则正在变化和重构。一方面,全球货物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WTO多哈回合谈判在经历12年僵局后在巴厘岛取得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美欧正加速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试图改变全球经贸格局。这将引发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新一轮的调整。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比重较高,一般在60%-80%,发展中国家一般占比较低。服务贸易重要性显现,据WTO统计,2013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8.8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6%,增速连续第二年超过货物贸易,更远高于2%的全球GDP增速。虽然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比例仅20%,但占比在逐年增长,目前全球贸易增长约50%来自于服务贸易。

 

 

三、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凸显外包机会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报告,2015年全球总人口约为73亿。中国和印度是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分别约占全球人口的19%和18%。现阶段全球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为:尼日利亚、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巴西、墨西哥、美国和俄罗斯。

 

由于人均寿命延长等因素,今后几十年全球人口老龄化将日益严重。到2050年,全球超过60岁的人口将增加一倍多;到2100年,预计将超过3倍。其中,欧洲今后35年内,34%的人口预计将超过60岁;在亚洲、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从如今的11%至12%增至25%以上。

 

从下图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是全球劳动力资源最富裕的国家,但未来30年印度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虽然中国劳动人口已过峰值并进入下降通道,但较美国和日本仍有很大的比较优势。

 

四、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为外包发展提供新动力

 

21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竞相投资、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部门,也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近10年来,以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云计算、大数据为特征的第三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为外包发展提供新动力。由于网络互联的移动化和泛在化、信息处理的集中化和大数据化、信息服务的智能化和个性化,被称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未来信息网络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物与计算机的交互联系,将互联网拓展到物端,通过泛在网络形成人、机、物三元融合,进入万物互联时代。

 

未来10年内具有变革性的新型存储芯片和片上光通信将成为主流技术。同时,社交网络的普及应用使广大消费者也成为数据的生产者,使得可供分析的数据爆发式增长,数据已成为像土地和矿产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大数据技术将是未来几年普遍采用的主流技术,如何有效挖掘大数据的价值已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服务智能化也是未来信息化的主要方向。“智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是能自动执行程序、可编程可演化的系统,甚至具有自学习和自适应功能。德国提出的工业4.0,其特征也是制造业智能化,设备和被加工的零件都有感知功能,能实时监测,实时对工艺、设备和产品进行调整,保证加工质量。建设智慧城市也是城市的计算机化,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提供巨大的市场。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制造业等的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并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社交商务为基础的新一代技术正强势引领服务外包发展,并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五、离岸接包竞争加剧

 

离岸接包市场竞争加剧。印度、俄罗斯、韩国、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新兴经济体均解除或放松对服务业的经济规制,纷纷采取措施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创造有利条件;美国、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凭借其地理、人才、语言、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优势,也在参与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竞争,2014年全球接包国目的地指数排名中,美国和德国分别上升4位和9位,竞争优势明显。

 

由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较低,全球化运营能力还不够强,承接离岸外包的能力偏弱,国际市场开拓困难。相比印度等国,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和能力还有明显差距;近年来中国劳动成本快速上升与人民币升值已成为企业的重大挑战,中国外包企业业务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失去了成本优势,国际竞争力也随之下降。

 

但是,中国在东亚地区仍有一定的接包优势。中国与日本、韩国同在“东亚文化圈”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地理相近、文化相通。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包括汉字、文言文、中国式律令制度与农工技艺、道教、汉传佛教等,给东亚各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带来深刻影响。随着中、日、韩等国之间经贸合作日益深化,文化、人文交流频繁。

 

中国有很多掌握日语和韩语和可以快速学会这两种语言的软件人才,人力成本低、合作优势明显。中国独有的对日、韩的语言文化优势是中国相对于任何其他竞争国家,如印度、菲律宾、俄罗斯、波兰、越南等,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因此,日本软件外包中,60%以上的离岸业务由中国承接,尽管中、日因钓鱼岛争端政治关系降温,日元汇率大幅波动,两国经贸往来受到影响,日本也试图转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发包或开展乡村外包,但中国依然是日本发包的首选。

 

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逐年增加。2011年起,中国经济总量成功跃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中国经济总体发展仍保持稳定态势,但GDP的增速在逐年放缓,从2010年的10.6%下降到2014年的7.4%,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6.9%。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内部“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新旧增长动力尚未完成转换,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外资撤离潮。外部需求受金融危机影响而收缩,外贸增长乏力。短期看,中国经济总需求收缩、新供给不足的局面难以改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就业、金融和社会稳定等困难显现,亟需转型升级。未来几年,经济走出困境,要靠科技创新和转方式、调结构,从制度红利转向从改革创新获取动力和增长活力。

 

中国正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互补性作用,包括落实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理顺商品、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革财税金融体制,完善资本市场,优化创业创新环境等。在优化创业创新环境方面,要建设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诚信体系,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同时,中国政府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推进各项改革,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并扩大至天津、福建、广东等共四个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开放,提高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2014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合同外资金额约占上海市的三成,金融、文化等自贸试验区扩大开放措施引领上海市引资快速增长,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超过九成。为适应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推行的深化改革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七、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据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统计,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6.8%,也就是说,仅人口红利一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1/4强。

 

但近年来,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 [2] 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至2014年,我国16~60岁劳动年龄人口已降至91583万人,连续第三年出现绝对数量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从2012年的69.2%降至67%。尽管中国已全面放开二胎,这一下降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廉价劳动力时代将一去不返。这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也构成新的挑战,依靠低成本竞争和扩张的产业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

 

八、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重要性凸显

 

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尽管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医药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保持较快增速,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但是,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制造业,我国正在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业主导型产业发展转变。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服务业发展增速明显。

 

服务业投资和贸易发展良好。服务业也已成为中国吸收外资的重要领域。根据商务部数据,2014年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达662.3亿美元,占比升至55.4%,高出制造业22个百分点,成为吸收外资新增长点。“十二五”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攀升,2012、2013、2014年占比分别为10.8%、11.5%、12.3%。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和重要突破口。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我国服务业将迎来突破发展的时机。代表服务业专业化发展方向的服务外包,也将孕育突破性发展。

      九、法律和国际经贸协定逐步完善

 

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贸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护。在此过程中,国内法律体系也日益完善。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至今我国已与132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100多个国家建立了经贸混委会或联委会机制,与90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决定;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截至2015年6月底,中国已经签署并实施14个自贸协定,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有5个: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区、中国—挪威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

 

修订外资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于2015年初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更加注重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经营行为的检查监督,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并将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等重要制度纳入基础性法律制度,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律环境。

 

但是,中国服务贸易法律体系目前还不够完备,还有待完善。主要表现在,现行服务行业法律法规仍存在盲点,如行业统计、质量标准、市场规范等缺失或不健全,相当一部分服务贸易领域的规范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规范,某种程度已影响到法律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使得企业的信用测评、行业数据、预测分析等难以考证,出现部分地区服务业统计难的现象,对数据来源及其可靠性缺少第三方的监督和审核机制。另外,虽然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安全,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与国际通行规范仍有待进一步接轨。

 

十、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增长新空间

 

自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来,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步伐加快。“一带一路”战略将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方式,为中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区域国际环境。中国已与沿线国家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共识、签署一揽子合作协议,正稳步推进战略实施,以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国经济合作与发展、区域稳定繁荣。其中,加强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国际贸易繁荣;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优先部署中国同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搭建融资平台,打破互联互通的瓶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成立,中国还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加强人文交流,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将大大加强。在中国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同时,服务也将跟随“走出去”,这将给我国服务外包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成为新的增长极,未来将形成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国内市场组成的多元化市场。

 

十一、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资源环境约束逐步增强,中国要素成本日益上升,传统工业化亟需向新型工业化迈进。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发展战略,将“两化融合”作为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的战略路径。

 

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日益融合,正在帮助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两化融合”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通过信息化对工业化进行改造、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解放工业领域劳动力、缩短产品周转速度、提高工业科技水平、促进工业生产效率提升已经成为工业发展主流。异地协同设计、大规模定制、精益制造、网络化组织、模块化生产等新的发展模式浮出水面。

 

传统产业信息化和服务化的转型升级将释放服务外包的巨大需求。目前,与服务融合的中国企业占制造业总数比例仅为2.2%左右,而美国高达58%;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产品生产所创造的价值仅占总价值的1/3左右,而基于产品的服务所创造的价值占到了2/3,未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对服务外包形成重大机遇,并将有力支持相关高技术产业、信息消费、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一大批服务外包新兴业态的发展。

 

十二、人才储备为服务外包发展奠定基础

 

丰富的基础人才储备。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力资源非常丰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2014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共计713万,同比增长3.32%,持续增长的高校毕业生为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基础人才支撑。

 

海外华人和留学人才回归。中国拥有众多的海外华人和海外留学归国人才,是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移居海外的华人已经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成功建立了公司并站稳了脚跟,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海外贸易投资的人脉关系。这些移居海外的华人拥有拓展国内外市场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对中外文化的了解,不仅带来了外商直接投资,还带来了知识资本。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归国留学人员数量大幅增长。1978~2007年的30年间,中国总共约有121万人到海外留学深造,累计只有32万人回国。而在2008~2012年间,出国与回国的人数分别为140万和80万,短短5年里的回国人数就是前30年总和的2.5倍。尤其是2012年,留学人员回国数量达到27.29万人,超过70%的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

 

十三、中国市场综合吸引力增强

 

中国已吸引大量跨国公司。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7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04,261家,实际使用外资12841.68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基本都在中国有投资。2006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研发机构只有980家,到了2012年底,外资在华研发机构总数已超过1800家,接近2006年的2倍,主要集中在信息通讯、生物制药、精细化工和运输设备等行业。最近几年,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研发机构规模扩大,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研发的内容从适应型技术发展到基础型和创新型技术。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明,有稳定的政治体系,社会治安良好,人身安全有保障,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东部沿海开放较早的地区,尤其是北、上、广、深等国际化大都市,无论是工作出差,还是生活居住,其舒适、安全性,子女教育等各种因素,对跨国公司员工都很有吸引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软环境也逐步完善,营商环境也日益优化。

 

2014年英国电信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是具有高度扩张吸引力市场,跨国公司最喜欢扩张的市场是美国、欧洲、中国和中国香港,中国已跻身全球第三。

 

结语

 

综上所述,“十三五”时期,全球服务外包产业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从企业到政府,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实施新的发展策略,争取服务外包产业保持健康、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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